“英雄对空射击手”王文礼的奖章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品中有一枚独一无二的银色五角星奖章，奖章正面是由一架飞机和一支步枪组成的图案，五角星每个角上刻有一个字，连起来即为“红军学校奖”，奖章的背面刻有“对空射击手”5个字。这正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用步枪击落国民党飞机的工农红军学校学员——王文礼当年荣获的奖章。

　　1930年，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开始调动全国的反革命军事力量，集中兵力对红军进行“围剿”，规模远超此前一省或几省军阀联合对红军进行的“进剿”或“会剿”。红一方面军根据敌我双方实际，采取诱敌深入等方针，取得一连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对国民党军队造成巨大打击。加之全国抗日反蒋浪潮的推动，国民党军第26路军在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赵博生和重要将领季振同、董振堂、黄中岳等人及中共秘密特别支部的领导下，于1931年12月14日在江西宁都发动起义，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出生于陕西西安的王文礼就在起义队伍中，正式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国民党军相较红军在参战人数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空军尤其如此。国民党军利用制空权优势不断对红军进行侦察和追击，国民党空军在“围剿”中不断加强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南京政府空军在5次“围剿”过程中共出动飞机4000余架次。第三次“围剿”时，国民党设立空军指挥部，辖空军第1、3、4、5、7航空队，分驻南昌、樟树镇、吉安等机场支援作战，蒋介石命令5个航空队出动所有的飞机包围红军、集中轰炸。据国民党中央航校里任教的飞行教官回忆，1930年到1931年间，从航空班到笕桥航校所培养的学员近200人，几乎全部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此时刚刚开始正规建设的红军，既欠缺防空作战经验，又没有远程高射武器，更没有自己的飞机，防空压力很大。国民党空军不仅在“围剿”期间给红军造成大量伤亡，也对红军的日常建设产生较大干扰。

　　王文礼在1932年初进入江西瑞金的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他在校期间如饥似渴地研学每一门功课，通过系统学习和军事实践，个人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都有很大提高，当年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下旬的一天，王文礼和学校第三期的学员们正在野外进行战术演习。突然，3架国民党飞机由远而近飞来，向演兵场俯冲，对学员进行了密集的扫射和投弹。现场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几名学员当场牺牲，学员们看着死去的战友们和飞远的敌机怒火冲天。不一会儿，敌机再次向演兵场俯冲而来，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扫射。

　　此时的王文礼抓起一支步枪，向迎面飞来的敌机瞄准射击，飞机急速掠过，没有击中。紧接着，另一架敌机正朝王文礼飞来，王文礼冒着弹雨沉着瞄准击发，一枪击中敌机油箱，敌机瞬间冒出滚滚浓烟，一头栽到地面上，爆炸起火。另2架飞机见势不妙，急逃而去。演兵场上的学员们跑向起火的飞机，高声欢呼。更为巧合的是，王文礼使用的步枪是法国造的，而这架飞机也是法国造的。

　　王文礼用普通的步枪击落空中敌机，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消息迅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传开，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刘伯承也闻讯赶赴现场，大家对敌作战的信心大涨。为了表彰王文礼的战功，工农红军学校授予王文礼“英雄对空射击手”的光荣称号，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表彰大会，号召全体学员向他学习，并亲手把这枚银质奖章戴在了王文礼的胸前。

　　1932年10月，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毕业，王文礼因其出色的学习成绩和表现留校任教。1933年，他离校调任福建兵站站长。此后，他又继续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若干战斗，但无论身在何处、无论是何职位，他都始终将这枚奖章带在身边，直至1970年他去世前夕，才把它交给儿子保存。1979年，王文礼之子把这枚伴随了他父亲大半生的珍贵奖章连同工农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证书一并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王文礼开创了步枪击落飞机的先例，此后，我军防空作战不断取得新胜利。1933年，中革军委下设的防空科成立，设计制作高射架和瞄准具，将重机枪改造成高射机枪，培训了一批掌握防空技战术的学员。红军针对性地进行了对空观察哨、防空警报信号、对空射击、掩蔽与伪装、防空袭夜袭等训练。红军大学还增设了重机枪和防空连，重点传授防空阵地的选择与构筑、敌机型号识别以及步、机枪对空射击等专业知识。后续战斗中，红军屡屡击落、击伤国民党飞机，还抓获了国民党飞行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不敢再随意俯冲轰炸。

　　如今，王文礼的这枚奖章静静地躺在展柜中，向人们讲述着战斗年代的传奇故事。小小奖章，见证了一位普通红军学校学员到“英雄对空射击手”的成长经历，体现了人民军队院校教育为战育人的成果，更是他所代表的千千万万红军指战员英勇无畏、直面强敌、敢于胜利的生动写照。